这些东西慢慢就把这些金融产品推向了互联网金融，而且 互联网金融一下推出来以后，监管当局也不知道怎么管了，也没有办法监管了，所以就发展起来了。
只不过当时没有现在的大数据背景。互联网金融的交换理论基础 从互联网视角解读人的偏好、效用、市场、交换、资源配置等基本概念，我们发现，交换活动普遍存在，只要人与人之间资源禀赋不一样或者分工不一样，就存在交换
金融系统每年付的工资一万四千亿，盈利一万两千亿，每年税收一万多亿，如果三万六千亿的交易成本没有了，你 想金融市场效率有多高？假设互联网支持了金融市场，完全互联网化的话，完全是供求方和需求方直接交易，交易成本会减少很多，这就是科斯定义。一定要理解人类的支付系统是可以变化的。现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他们公开课的教育 不做不行，这么做最终哈佛大学没有了。第三方支付未来的发展，有可能在银行支付系统之外创造一个新的支付系统。有一些公司给员工发工资直接打到支付宝，员工 用支付宝支付，然后转帐到别人的支付宝，这样的话在银行体系之外构成了支付体系。
将来很多人不一定懂金融，但是 照样可以用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因为电脑自动做成了，网上自由下载。因为我们可以看，互联网精神跟金融精神是不一样的。根据人民银行的统计，2014年互联网支付规模达9.2万亿，且目前仍有快速增长的趋势。
为什么？还是依靠平安集团这一金融航母的线下资源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不断地加杠杆，并无所不用其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由日本于2001-2006 年期间首先采用的，尽管向经济注入巨额资金，但效果始终不佳，并不得不中止。于是，在充分就业实际利率为零，甚至负值的情况下，充分就业、经济合理增长和金融稳定三项宏观目标，难以同时达成，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在低迷的经济增长和膨胀的资产泡沫之间来回的摇摆，痛苦的抉择。根据Gordon（2014）的研究，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持续下降中。
顺便指出，这也是欧元区要实行名义利率为负的货币政策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名义利率虽一降再降，但仍高于充分就业的真实利率水平，不足以刺激投资和拉动经济，而为降低名义利率而加大货币供应量，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为金融危机埋下了导火索。
使传统的国际治理机制都陷入失灵状态。仅此一项，就导致美国人均GDP 增速下降1.2 个百分点。第四，全球治理出现真空。一、关于新常态的讨论 所谓新常态，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2009 年5 月提出，由前任美国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2013 年底在世界银行年会上予以发挥，进而被市场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并由形容词new normal 演变为名称new nom。
三、宏观调控新思路——供应端管理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新常态下的变化都出现在实体经济，并且都是供给端的问题。但即使这样，相对于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水平，这一名义利率仍然过高，因而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有限。在世界经济仍处于去杠杆的这一新常态下，若干经济表现是可以预测的： 第一，经济增长将长期呈现低水平波动。由于要素供给的减少，危机后经济即使有增长，但也难以回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路径。
国际经验表明，日本经济之所以在世纪之交失去二十年，就是由这个悖论造成的。以新常态为代表的经济新阶段的来临，需要我们用新眼光来观察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并在新思维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政策的新框架。
但是，这一治理的基础是建立在南北差距上的，是基于发达与不发达的世界经济结构。这意味着，某些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永久的失去。
对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须睁大眼睛，仔细观察，认真思考。根据萨默斯等人的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及2001-2005 年，美国的实际利率曾降到零以下，远低于当时的名义利率。1980 年至今，TFP 的年平均增速仅为0.5%，为1930-1980 年均增速的1/3。在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在金融危机前，经济全球化的全盛时代，全球贸易增长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现象出现逆转。要识庐山真面目，还需从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寻找答案。
安倍政府上台后，不仅重拾牙慧，而且变本加厉，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率2% 挂钩。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代发达经济体，若要超出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沼，已不能依赖着眼于提高总需求的短期货币政策，而须仰仗能够直接影响总供给及其结构的财政政策。
三类因素均衡产生的实际利率是充分就业利率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瞭望手的一线经济学家不仅仅是记录航迹，而且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归纳航迹中出现的异象，更新思维，抽象理论，寻找历史潮流的方位。
使日本政府债务几乎达到GDP的250%。其次，从更大的历史跨度看，自市场经济出现三百年来，人类一个基本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这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问题。
然而这些创新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不仅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应用，而且自2001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其提升产出效率能力进一步下降。第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由于发达经济体处在危机后的不同阶段，也由于新兴经济体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的经济政策重心各异。在他看来，此次危机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将进入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
第三，维克赛尔利率，即充分就业实际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会处于负值水平。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影响着世界新常态的性状，也决定着各国未来政策的走向。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原有的旨在调节国际收支顺逆差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逆差国调节的基础之上，而此次金融危机却发生在具有国际流动性补充义务的顺差国——美国身上，致使调节员处于下手，调节能力荡然无存。对于旧常态的路径依赖，使其仍陷入云雾缭绕之中。
降低负债率，即去杠杆，是治疗危机避免重演的根本之策，但是杠杆又不能去的太快，否则将深陷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不仅失业率维持较高水平，而且就业不足，劳动参与率也维持在低水平。
于是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取向是，在政府财政加杠杆的情况下缓慢的去杠杆。目前各种恐怖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危机频现，不能不使人牢记历史教训，倍加努力地维护世界和平，而中国经济学家也责无旁贷。事实上，当前世界经济的状况令人担心。世界经济新常态而导致的经济低迷，有可能导致收入分配问题进一步恶化。
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大胆的推行全面改革，势在必然。然而这构成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去杠杆作为恢复经济的主要路径，修复资产负债表是必然的。
其中，建立在短期基础上的侧重于需求端管理的传统经济学逻辑需要扬弃，相应地给予长期的促进供给端调整的新经济学思维需要构建。另一方面，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和蔓延，政府不得不加杠杆，不仅长期使用宽松货币政策，而且用货币直接定向购买政府国债，以支持政府开支，刺激经济，结果使政府的债台高筑。
安倍经济学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能将日本的GDP 增长提升到5% 以上？如不能，日本国债的偿还将出现困难。第二，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导致各国政策的分化。
